1.盛世警言——高速发展，矛盾多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和他的同事自从接过了历史的重任，就此也就揭开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大戏的序幕，因此今年又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36年的光辉历程。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三十多年的改革从“而立”走向“不惑”，也到了需要清醒总结一下的时候了。回顾36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否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全球第二，这就是证明。但是，由于是在探索，自然就会出问题走弯路。在迅速的发展中，我们在认识上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同时更是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用两句话来形容当今的形势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矛盾问题突出。比如，在激活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无序、失控、乃至无政府主义的现象，而唯GDP的考核方式带来了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的全民式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更有一些官员打着改革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走上了贪腐的邪路，乃至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这完全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抹黑了改革。
与此同时，思想解放带来了思想活跃，利益群体的多元带来了价值观多元化，这自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恰恰却忘记了党的宗旨，让拜金主义淹没了主流思想，导致了人们的信仰危机，社会的诚信缺失。
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文明间的冲突。君不见为了片面追求发展，人们在破坏着自己和子孙赖以生存的环境，一盆盆祖宗们留下来的净水已浑浊不堪，空气污染日益严重，西方工业革命给环境带来破坏的历史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某些靠能源起来的城市，曾何等富得流油，他们上吃老祖宗的遗产，下毁子孙后代的环境，结果导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结局。有个小城市的官员竟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我宁肯把这个城污染了，也要把GD搞上去！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何等荒唐!它完全违背了老祖宗“天人合一”观点!殊不知，你不尊重大自然，肯定就要遭到天谴，也就是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再比如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地方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极少数人出现了反社会心理，个别人甚至铤而走险，用暴恐的方式报复社会，虽属个别，但已经对整个社会安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代社会仿佛人与人的交往增多了，但是彼此之间的防范与争斗也随之加剧，有心理学家分析，由于竞争的激烈，各种压力的增大，现在三分之二的男人有攻击性心理或行为，也许这个断语有些夸张，但是现在人们的火气绝对是比过去大多了，马路上常会看到两个人一言不合，便拔刀相向，弄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出了令自己遗恨终生的蠢事，于是一些过去没有过的现象和术语也相继出现，比如“激情式犯罪”，还有所谓的“路怒症”（这个症状连医生似乎都难以解释到底是心理病还是生理病）频发，而且这个病症状现在又有所加重，发展成了“空怒症”——由马路打到了飞机上；以上这种种矛盾和冲突其实都是来自人们自己内心的无穷矛盾，有的专家讲，现在的不少人就是生活在欲望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当中。一位美籍华人回归故土后，希望寻根的他却失望地评价自己的同胞现在是“四燥”：即浮躁、急躁、烦躁，最终导致为暴躁：记得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非常忧虑的说过一句话，叫做“杀君马者，道旁儿也”，那意思是说杀你马的人是路边的小孩儿，为什么呢，因为你骑着马跑得非常快，路边的旁观者使劲为你加油喝彩，结果你越跑越快，最终把自己的马跑死了。眼下不少人就是在别人的喝彩声中被“忽悠死”的。所以蔡元培先生引用了一句陶渊明的话来警戒世人——“勿形为心所役”，也就是身体别当了欲望的奴隶。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人整天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仍然“形为心所役”，处在前所未有的苦闷、焦虑与空虚当中；还有就是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代沟、误解与指责。客观地讲，这些冲突在西方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过，有人把它称作现代社会病，但是我们不能把曾经出现过作为现在仍然合理的解释，而是应该尽量避免或者缩短这种由于现代化而带来的阵痛。
国家犹如一个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由羸弱变成了一个巨人。但是谁都明白，大并不等于强，最近在“中国梦”的感召下，不少行业都提出了“xx强国”的口号，看来不少人都在寻找“求强”之路，应该说，没有量就没有质，但是量并不等于质。而且当一个人个头大了之后，各种过去没有得过的富贵病也会随之而来，诸如三高——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成了今人谈之色变的病症，其实，这些人得的病现在社会都有，由于营养增加，我们的身体非但没有强壮，却长了一身赘肉，而且导致血压增高，头脑发昏，于是出现了不少严重的决策失误；由于血脂增高，导致血管出现不少血栓，血栓的结果就是中间梗阻，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都是要命的病。曾有的中央领导感叹“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血栓”。而高血糖则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吃多少排泄多少，当今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应该说浪费惊人！
什么叫强？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要个头大，还得有力量，不能只长一身赘肉，而应是硬邦邦的腱子肉，别一挤都是泡沫：而且还要长得匀称，也就是经济结构发展要合理，政治体制要顺畅。说实话，一个靠楼市拉动的经济是危险的，一个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国家犹如一架飞机，那叫做“配载不平衡”，是会翻个儿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换个通俗的解释，和谐是我们老祖宗不懈的追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两个字的构成也恰恰反映了这两点。我们看一下“和”字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左边一个禾苗的”禾“字，右边一个“口”字，表示每人都应有饭吃，再看看“谐”字怎么构成的？左边是个“言”字，右边是个“皆”字，表示每人都能发言说话，可能有人会说现在这么民主，每人都能说话呀，但那并不等于“谐”，我们再看看“皆”字是怎么组成的：上面是一个“比”字，下面是一个“白”字，比“在《易经》中是一卦，即比卦，他表示大家朝一个方向前进，这就是 我们老祖宗最早的目标管理，把这三部分组合起来也就是说大家要讲方向一致的话，这才叫谐。说实话，我们现在离“和谐”还有一大段距离。
2. 向身体学管理
上面我反复谈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犹如一个人，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于是写下《向身体学管理》这个题目，写下来，总觉得这句话有点不通，但是又找不着简洁的句子，所以还是这么叫吧。记得刚向学员提到这个观点时，不少人一听都有点发蒙，因为身体和管理似乎不着边儿，我说这也是自己最近几年的一点感悟（当然也有一些专家持类似的观点，所以我不敢说是自己的发明）。但是下面这个提法自认为还比较新：人类科技史上的许多发明其实都是受动物的各种特征启发而产生灵感的，后来大家管这些发明叫做“仿生学”。其实，管理何尝不是如此？人体的结构、运行原理以及病理和一个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何其相似？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名词：管理仿生学！其实这绝对不是我们今人的发明，翻开《黄帝内经》，作者开宗明义就对身体各部位的功能做了形象的定位：“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脾胃者,仓廪之官,小肠者,受盛之官;大肠者,传导之官;肾者,作强之官;膀胱者,州郡之官.”读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老祖宗的高明，人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把五脏六腑和政府部门一一对应起来。固然他们是为了解释身体各部位功能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用身体来形容（其实不止是形容，应该说是比对，甚至是参照）一个组织机构甚至社会呢？谁都不会否认，人的身体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已经是一个最科学最精细的组织机构，它比我们现在的很多机构远远科学多了。从最简单的现象来说吧：首先，人的身上的“零部件”都长得那么是地方，该长哪儿长哪儿。但是再看看咱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和一些政府机构，里面的各个零部件有没有长歪了的？第二，人身上没有多余的“零部件”，有人讲：有！什么呢——阑尾，后来我请教了一下医学专家，阑尾也有用！那么咱们再看看组织里有没有多余的机构或者人员?绝对有！比如什么“西瓜办”、“馒头办”这样的机构，我不能不佩服这些设计者的智慧！第三，人的各个部位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就像《黄帝内经》里描述的。哪怕就是两条腿在行动时也是有先有后，但是在当今的组织里有没有职责交叉、缺位、越位的现象？第四，人体各部位虽然职责分明，但又相互配合，而且还配合得还非常默契，比如“肝胆相照”、“表里如一”。可是我们再看看社会上的不少机构，有多少推诿扯皮的现象。除了这几点，还有一个极为可贵的特点：这要从我的一个老朋友的经历讲起，他老人家今年七十多岁了，不幸罹患了胃癌，把胃给切除了。可是老先生现在依然满面红光，吃嘛嘛香。这当然首先取决于现代医学的发达。但是我仍然纳闷，于是向他请教：你老人家没胃了怎么消化食物呢?他神秘地笑了一下说：“这你就不懂了吧？别看我没胃了，但是小肠的前端起了胃的作用，帮助我消化吸收。”听完这话我突然悟到：这不就是管理当中的“补位”吗？也就是说，当组织里面的哪个岗缺位时，另外一个岗应该自动补上来，管理学里不都强调这一点吗？可说归说，遗憾的是现在企业、组织里当一个岗缺位时，有几个人会自动补上来？说句不好听的，不幸灾乐祸就算不错了，有不少组织机构甚至死在了内耗上！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企业组织里的系统，在人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部门”。比如，头相当于决策者，而五官相当于市场系统，神经系统像不像组织里的信息传递系统？心血管的作用就是能源系统;至于消化系统，则属于原材料供应部门;手脚四肢那就相当于生产一线了。在身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免疫系统，我把它称作纪委监察或者安全检查系统，一旦发现癌细胞，它马上全力以赴进行杀灭。不信，我们看看那些得了癌症的人都和免疫系统失灵有关系。打个比方吧，一个小区里如果保安尽职尽责，或者一个部门里的纪委敢于管理，那么小偷和各种坏人、贪官污吏（他们就是癌细胞）就不会得逞，如果保安纪委不负责任或者渎职，坏人立刻泛滥肆虐，那就成了癌细胞扩散！
下面我们再讲讲人的身体和团队的关系，现在到处都在讲打造团队，可是现实中有多少是真团队？有人把团队说得神乎其神，而我对团队的定义非常简单，只有两条：第一是目标一致，第二是少了谁也不行。二条缺一不可。用这两个标准判断，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团队？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宏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分割的可能,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以及这个人每一个行动,大家都目标一致，总体来说都是为这个人谋求利益的，而且身上的零部件谁也不能强调自己最重要，但是少了谁也不行。一旦把它分割开来只能是一堆肉。
最后咱们再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的哲学讲究阴阳，也就是常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要讲究阴阳平衡。用到身体上同样如此，我们讲一个人身体好就是“阴阳平衡”，如果得了病，那肯定是“阴阳失衡”了，而我们每天做保健、养生，那叫“维持平衡”，一旦得了病去调理，是为了”恢复平衡”。这十六个字里处处和平衡二字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在管理当中，平衡是多么重要，平衡的艺术是多么高妙！遗憾的是。我们在经济建设当中，在组织运行当中有多少不平衡的现象，失衡则乱，无序更乱，至于相关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则直接导致了机体的溃烂。这些，我们在会后面的内容里详细讲，就不在此赘述了。
总之，讲了这么多年管理，有一个感想：现在讲管理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向xx学管理的介绍也数不胜数，吹得也神乎其神，其实最好的组织机构就是我们的身体，最精细化的管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运行，包括病理以及治疗的道理也都是相通的，所以古人说的没错：“上医治国”。这就是我想说的——向身体学管理！当然写到这里也不敢再多写了，因为自己毕竟不懂医学，说多了肯定捉襟见肘，我仅仅是说这么个理儿，当个引子。盼望着有这方面兴趣的相关专家把管理和身体联系起来细细分析，科学比较，以多角度的看待管理。好，就此打住 。
3.如何实现平衡——乾坤大智慧
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的普及，五经之首的《易经》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各种解读也层出不穷，但我还是更加倾向于从哲学角度上来解读它。《易经》六十四卦，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把乾坤两卦放在最前面是有其道理的。大家都知道：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正所谓“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没有天地也就根本没有万物（当然包括人类）。关于乾坤，还有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来自于《象辞》，据说这是孔老夫子对这两卦的卦象的解释，这两句话后来成了某著名学府的校训，这是后话，其实这两句话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训乃至国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靠着这种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而延续五千年的。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两卦之所以并列在一起，还透着先民的辩证思维：古人常常用马来形容乾卦，用牛来形容坤卦。这两种动物的特点非常明显：马的最大特点是奔跑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要学习马的速度和效率，但是光有速度还不行，还要向牛学习，牛别看它的速度慢，但是步履稳健，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真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科学发展观”吧：乾卦代表了“发展”，而坤卦就是要求我们做事要稳扎稳打，这就是“科学”。我们在工作当中只有向马和牛学习，二者兼顾才能快速而稳健地前进，少一个都不行！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更多的抓了速度，但是跑得有些步履蹒跚，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调结构，稳增长“的说法。而如何把握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就是说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成了考验我们党和各级政府的一道难题。关于这个解题方法，儒家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那就是“中庸”。中庸这个词，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曾经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抹稀泥”和不讲原则的代名词，成了折中和平庸。其实这恰恰歪曲了孔老夫子的本意，关于中庸，孔子这样解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的意思，在这里老先生再清楚不过的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必须把握一个”度”,一旦失宜，那就叫“过犹不及”。其实这个中庸也不算儒家的发明，当我们参观故宫时，有一个叫“保和殿”的古迹可能很多人不会注意，那里面有一块匾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叫做“允执厥中”。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其深刻内涵，这句话实际上来自于《尚书》中的“大禹谟”，其全文是十六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其含义是社会上人心是非常凶险的，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危机和危惧，因此应该以自然之心,道心微妙,以心观心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在执行中要不偏执于二心 ,用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制定政策和进行治理。因此这十六个字被称作是中国管理的十六字心传。就是在《易经》当中也是不断地强调这一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握好分寸。讲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不久写的一篇名著《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是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是非关系问题：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今天我们再重温老人家的教诲，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不能不感叹其中的一些分析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而我们改革与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不都是没有把握好其中某些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没有把握好 “度”有直接的关系吗？
4.功成不必在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什么政绩观？
坦率的承认，很多干部对这些道理并非不明白，而是错误的政绩观谜住了了他们的双眼。记得在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上看到这么一篇报道：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一个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调研时，听到这样的声音：
有个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可大家都明白，水污染治理，是你政府的重要职责呀。这个市长应该说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就是这句大实话，引发网上如潮水一般的质疑。虽然新闻中没有点名，但这样的思维，现实中可能还是有些代表性。仅仅因为“老百姓看不见”，就不愿意“干这个事儿”，未免太过于短视了。
地下管网究竟有多重要，该不该“把几百亿埋在地下”，只要看一看每到雨季，很多城市纷纷“看海”的景观即可明了。至于时下国内很多地方“有水皆污”的恶劣水环境，同样是治理不力所至。这边厢，生态环境千疮百孔，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命健康；那边厢，市长却还在为花了钱无人看见纠结。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重地上、轻地下的“面子政绩观”。曾几何时，政绩工程和形象设计成了不少官员的最爱。为了在自己任期内出成绩，不惜在城乡大拆大建，于是乎，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张张华而不实的所谓城市名片被设计打造出来，在这其中某些所谓专家或者是咨询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我们不会忘记，曾经有的专家为了迎合地方官员的喜好，建议花几百亿打造一个所谓的中华文化城，虽然这件事被否决并被传为笑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很多地方为了局部眼前利益，拆掉了几百上千年的遗产，然后建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仿古一条街”，这不是典型的“拆了真品盖赝品”吗？结果在“拆声一片”中出现的是“千城一面”，很多城市不仅失去了特色，而且劳民伤财，令众多有识之士唏嘘不已。
为了所谓政绩，不少地方官员大搞征地经济，严重伤害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导致矛盾激化：还有的官员明知污染，但是考虑到经济效益，不顾百姓反对，强行上马一些污染项目，或者搞什么献礼工程，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旗号下，以牺牲安全质量换取速度，贻害无穷。这些行为的背后，都和唯GDP的考核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主导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各项经济指标和在世界的经济排名节节攀升。然而，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物价房价高涨和环境污染等各种负面问题，给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探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主因归结为中国官场形成的盲目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GDP主义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各级官员都陷入了盲目追求各类经济指标的竞赛之中。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考核，就引导官员什么样的行为。因为对这些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直接影响官员自身的提拔和升迁。不可否认，GDP主义在推动中国政府转型和发展经济方面，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物极必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经过了急于起飞、片面追求速度的发展阶段，如果任其继续主导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则，前面谈到的各种问题也将会不断恶化，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有识之士早在10多年前就看到GDP主义的副作用，并大声疾呼进行改变，而且上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也包含想要改变GDP主义的因素，但由于受到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国内既得利益的干扰，GDP主义文化不仅没有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所打断，反而有所强化，并且由一种官场文化逐渐扩散为全民文化，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法律规则和人际关怀，让位于对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我们常常嘱咐干部，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就是说作为官员必须要有政绩，否则就是“庸官”。但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绩？是追求一任之功、眼前之利，还是造福子孙利在千秋？这确实是一个困惑不少官员的大命题。 习总书记讲，“想要干事、想出政绩是对的，但不能为了出政绩都要自己另搞一套，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党的事业既离不开改革，也离不开“接力”。所以领导干部履新，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承前与启后、继往与开来的关系。既要烧好新作风的“三把火”，也要接好老班子、大课题的一张蓝图，绝不能让好的做法“人走茶凉”。前人的课要补，后人的路更要铺，只有谋好几任的事，才能干好一任的活。理想，就应该这样传承；事业，也只有这样才能延续。所以他多次指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所谓“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出自于胡适，他的原话是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其本意是成功不一定是“我”这个个体，还有一层意思，不管你的付出，是对别人有好处，还是对自己有好处，要想成功，一定要付出努力，而你付出的努力，一定不会落空，一定会有回报的，虽然这个回报可能不只对“我”这个个体，还可能对其它人，总之，付出一定会有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再提“功成不必在我”， 应该说为这句话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体现了我们共产党员正确看待政绩的博大胸怀。也是亮出一把“标准尺”，以匡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什么是“功成不必在我”？其一就是科学决策，敢抓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绘好自己和后任的一张蓝图；其二就是思想境界，敢抓未成之事，完成好前任留下的一张蓝图。 应该防止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总书记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对于解决我们工作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倾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时下，“朝令夕改”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和尚一本经；有的城市，一届班子一个做法，原来的目标尚未“变现”，新定的目标已经“占位”。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计划赶不上变化”，过去的思路已经不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或者，旧的规划缺乏科学性、操作性，确实在实践中被证明了行不通，等等。但除此之外，“朝令夕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将军一个号，各吹各的调”。有些干部，热衷于把工作贴上个人“标签”，认为追求“任期政绩”才是“算在自己头上”的政治资本，接续前任的规划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基于这种思想，所以“新官上任”，为了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喜欢刻意追求“开拓创新”。为此，不惜将从前的规划“清零”，进而另赋“新篇”、重起“炉灶”，以便凸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政绩。“领导一换，规划一变”。这种急功近利的错误做法，危害极大，不容小觑。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就是在告诫全党上下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小我”服从“大我”，真正处理好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一些基础性工作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乃至需要几届班子的“接力”才能成功。然而，正是这些“看不出好儿”的隐性政绩，往往更能为老百姓谋福利。一个干部的任期是有限的，但党的事业是无穷的。所以说，我们评判一个干部的好坏，不但要看他干出了多少成绩，更要看他付出了多少代价，绝不能一个人出政绩几代人背包袱。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乐于做立竿见影的工作，而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往往不太积极呢？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大我”，只在乎生产总值增长率，而对全面工作、对自身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不在乎。他们为什么纠结于“小我”？根本上就在一个“私”字，根本上还是没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能不能“功成不必在我”，党性起着决定作用。党性强，就能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就能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能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大我”。为此，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襟，更要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恒心，必须坚持“一张蓝图抓到底”，自始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不断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以“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动局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古往今来，但凡干事创业，必然少不了一种“接力棒”精神。因此，“萧规曹随”的做法，历来被传为美谈，一直为后人所效仿。而今天被重新提起的“焦裕禄”精神更是体现了这一点，他拖着多病之身，带领大家种植泡桐树还不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片绿洲？
这些事例，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推动工作的延续，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才能实现既定的方针，夺取最终的胜利。一个立志为民的领导或领导集体，并把这种理念施之于民，全民都会得到幸福。
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不妨介绍一部古代奇书《反经》，因为它的内容处处闪耀着辩证思考的思想光辉。它虽无先秦诸子那样显赫，但是作者善于总结历史经典和经验，从正反两方面甚至多角度来分析成败得失，为我们今天的管理干部思考问题和制定政策拓宽了思路。
作者赵蕤其人，约生干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 公元 742 年 )赵蕤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长短经》（又称《反经》）即是其代表作。
《长短经》的“长短”，就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正反相生之意。 赵蕤说：“不知人之长短，不知国之长短，不知事之长短，不知战之长短”就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在做出一项决定或制定一个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辩证关系，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单向思维，提倡开拓性思维，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看待事物，独立辩证地去思考问题。
因此，作者在分析问题时体现出了朴素的辨证法：他认为“天地变化，必由阴阳”，他说：“阳必有阴，静必有动。”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面。说穿了，我们每做一件事，（小到生活，大到政府决策）都会权衡这件事是符合眼前利益，还是符合长远利益？这就是“长”和“短”的关系，一般来说，百姓（尤其是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有那么长远的眼光，但是作为官员，可不能小农意识作怪，为了眼前和局部利益而伤害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众所周知，任何目标的实现，都有一个渐进过程，特别是经济社会等领域，很多工作的完成，绝非一朝一夕，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最终看到结果。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许多事情，很少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沉下心来，锲而不舍、埋头苦干。特别是领导干部履新，务必要处理好承前与启后、继往与开来的关系，绝不能让好规划、好做法“人走茶凉”。只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形成持续发展的合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所以，一言以蔽之，一旦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高瞻远瞩，毫不犹豫的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同时还要教育我们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明白一个最起码的道理，那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5.劝君读读《过秦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和他的同事自从接过了历史的重任，就此也就揭开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为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他们首先抓了两个举世瞩目又深得民心的工程：
一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又让人触目惊心的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党中央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一个叫树民心，一个叫塑民心。通过这两项活动充分释放正能量，为全面深化改革破局、开路。
前面谈到的“唯GDP主义”的考核方式，除了引发了官员的急功近利外，在这种考核后面还有着重大物质利益。这些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贪腐方式来转化为个体利益，这样才能给官员和其所在单位带来无穷尽的激励作用。从本质上讲，对权力监督的缺失导致了腐败的恶化，而恶化了的腐败又必将强化GDP主义。这是因为很多腐败行为，只有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语境下才能被正当化和常态化应该说最近这些年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让我们党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丢掉了不少民心，而严重的拜金主义则是乱了民心，因此这个民心二字现在到了不抓不行的时候了！假如不抓，不仅深化改革无法实现，还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丧失殆尽，甚至使我们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而“四风”问题严重影响着党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影响到党的形象，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
但是我们都明白，树民心和塑民心这两件事做起来谈何容易！这两个工程都相当复杂和艰巨。还是用身体打比方，为了身心健康：我们现在的反贪肃贪风暴犹如做一个大的外科手术，而且是我们党在自己为自己做手术，也就是要用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方式清除我们党身上的毒瘤，虽然这项运动得到了广大百姓的衷心拥护，但引起不少贪腐集团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因为这势必触犯他们的利益，既断了他们的财路，又要让他们把贪污的国家财产如数吐出来，所以有人用四个字形容现在的形势，叫做：你死我活！这个大手术在激烈程度上不亚于一场革命，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常常比革命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需要兵不血刃的解决问题，同时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因此需要领导者有极大的决心、胆识、魄力和智慧。也就是既要有决心，又要有政策和策略。
而第二个工程看似平和，实际上比前一个更难，因为它是一个重塑民心、重树信心的工程，我把它比喻为心理治疗。俗话讲心病还得心药医，外伤好治，元气难复，世界上没有治疗心病的“速效救心丸”，只能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治疗，这是一个慢功，急不得但又等不得，因为民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大人民就会失去信心，会成为一盘散沙。
一个国家硬件不行肯定落后，但民心散了更加可怕。殷鉴不远，习近平同志指出，“一提到边海防，就不禁想起了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在近代史上打得最窝囊的莫过于甲午海战了。今年正好是甲午海战两个甲子，各种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论述这场战争的文章，人们从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反思，笔者这里不想再重复这些大家熟悉的观点，只想通过几个基本事实得出一个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
首先，我们先看看双方军费投入
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然后我们再看看战前双方实力对比
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
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
从以上几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王朝海军的实力并不弱！那么他们为什么竟然败得如此惨呢？下面这个对比才是实质：就是双方的军风军纪形成极大的反差。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记得晚晴的士兵被称作“双枪将”，整个军队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意思就是开战时官兵仍嫖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用“演戏”的方式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 而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那些军事战略物资到哪里去了，答案再明确不过，都被各级军官贪污了。这样的军队即使设备再先进，也是没有必输无疑的，所以我们不禁想修改一个大家重复了千百遍的观点：“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是1931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的命题。他指出：“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为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这个观点没有错，但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落后，那就是政府和军队腐败。是不是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后面再加上一句“腐败导致挨打”！如果说落后挨打后这个民族还可以雄起的话，那么因腐败引来外患的结局就是亡国！大家知道就在那场想救亡图存而并不成功的戊戌变法之后没有几年，大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腐败导致挨打，腐败导致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最近中央领导不断提起一篇有名但早已被人遗忘的《过秦论》。这是汉朝一位非常有政治见解的年轻儒生贾谊写的一篇惊醒世人尤其是统治者的文章。其中写道：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在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论断：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段话非常浅显但非常深刻，如果我们不去反思自己的蠢行，，那只能等着后人替我们反思了，所以还是列宁说的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上被攻破，从来打败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