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托克维尔之问
大家知道，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是一位非常爱读书的领导，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座谈会上，他向与会专家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于是这本沉寂了多年的外国著作由于他的推荐迅速热销。乃至于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重读法国历史的风气。
这本书是分析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一场两百多年前的革命，为什么引起了我们这位中央高级领导的关注呢？细读一下，我们会渐渐体会到王岐山同志推荐这本书的良苦用心。本书的作者叫托克维尔，是一位著名的史论学者，《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书于1856年，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叙述这场大革命的，而是对这场两百多年前的革命爆发的背景及其后果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为了了解这本书，我们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那场革命的背景，在历史书中，这场革命被称作是西方的第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第一场是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场是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而这场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被称作是最彻底的一场革命。它推翻的是法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波旁王朝，该王朝在国王路易十四时曾走向了它的巅峰，因此路易十四又被称作是“太阳王”，但由于他穷兵黩武，也留下了太多的阶级矛盾，国家盛极而衰。王位传到了他的曾孙路易十五时，国家由极度专制走向了极度的腐败， 路易十五执政时期，路易十四后期的留下的经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以他为代表的宫廷贵族们生活糜烂，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流传，“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这位国王说的，这是关于他执政末期奢华暴虐的体现。但是，有人根据法文原文做了一下更正，说原文是“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而且据考证这句话其实也不是路易十五所说，而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对他说的。我们姑且不管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或者是怎样说的，它起码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级普遍存在的一种颓废的“末日心态”，也就是尽管及时行乐吧，至于死了以后是洪水滔天还是地球爆炸，都与我无关了。注意，这两年通过纪委查出来的哪些贪官，其心态和路易十五们何其相似！他们在冠冕堂皇背后做的那些丑事以及说的那些心里话，无不反映了这些干部已经和几百年前的封建官僚们别无二致。我们还是接着说路易十五，此君和他的“伙伴们”穷奢极欲，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在对妇女的追求上，陷于声色犬马之中，完全置百姓生死与不顾，而且在1743年又参加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果七年战争失败，王朝彻底走向衰落，他也在这矛盾尖锐之际得天花而死。应该说他的死对他来说真值得庆幸，因为这让他逃过了一劫，遗憾的是这场逃不过的灾难轮到了他的继承者、倒霉的路易十六身上。路易十六是他的孙子，不少历史书把他和其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描述为一对更为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其实按照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说：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说，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这种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人们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立意要给予满足。他头脑清楚，心地正直、善良，他曾有“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的名声，也就是说他曾试图改革，以挽救国家危亡。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当时的法国社会是一盘散沙，人们之间互不关心，呈现普遍的公共冷漠，特权阶层、上层精英阶层是如何沉迷于金钱和享受，呈现精神上的腐化与堕落，18世纪80年代法国陷入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债台高筑。当时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亿里佛，负债是财政收入的900%。宫廷大臣互相争权，社会矛盾尖锐，专制体制的暴政和不合理性自然引起了种种不满和反抗。庞大的帝国受到了种种困扰，此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人心思乱”。
路易十六认识到现存的专制“旧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决意要借财政问题向贵族开刀了，他同时对让人生厌，举国怨恨的“旧制度”进行改革。在政治上，他想利用现存的省议会的途径，扩大政治开放，让人民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种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一项举动，关乎国家前途。但是，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都是困难的，因为要改革，就要有力量使贵族特权阶级服从改革。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路易十六缺乏坚强的意志，实际上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他头脑清楚，心地正直、善良，但是性格不够坚定，在他的所作所为中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改革计划所遇到的阻力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未能加以克服的。所以说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彻底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没有我们今天说的那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魄力，特权阶级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坚决反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多少年没有行使过权利的三级会议了，贵族阶级拒绝合作，第三等级只好自己单独组成国民议会。革命眼看就要爆发，路易十六却暗中调派军队又试图威胁第三等级，于是他又和第三等级展开了冲突。7月14日，人民群众在新兴中产阶级的带领下攻占巴士底狱，以此为标志，革命正式爆发。最终，正如一个君主因拒绝改革而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国王，为加速断头台的杀人效率，他还命人将铡刀改成三角形。想不到的是，路易十六自己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据史学家分析，其实当时的法国在经济上仍然处于欧洲前列，于是问题出来了：那就是“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这个问题我把它称作著名的托克维尔之问。也是我们每个读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接着托克维尔自问自答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而著名的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这段史实时，得出了和托克维尔几乎一致的答案：“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甚至还要矢上加尖。终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王岐山同志推荐这本书的良苦用心了。尽管对这本书社会上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更无意为那个两百多年前的外国封建王朝唱挽歌，但是有一点应该让我们共同惊醒：那就是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现在我们都认同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怎么改？改革的顺序与力度怎么把握？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当政者无法回避的。畏缩不前、半途而废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动荡，而不讲究策略，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所以笔者只想重复前面讲的一个观点，改革有时比革命的难度还要大，因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且阵线分明，而改革则阵线模糊，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点像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陷到两面夹击的困境当中，从来改革非易事，它更加考验执政者的魄力和智慧！
2.商鞅变法为什么成功
今天叫改革，古代叫变法。有的叫“革命”，比如商汤革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变法是大家熟悉的商鞅变法了，但是读者看到上面的题目会感到奇怪，商鞅最后明明是被车裂而死了，怎么说它是成功了呢？我们承认商鞅本人最后是死于非命，但是他改革的成果却被延续下来，结果使秦国由七国当中最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最强的国家。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他成功的经验。在诸位法家代表人物当中，商鞅重“法”，也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据说商鞅为了推行他的改革，先来了个“移木赏金”的演习。这是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为了赢得百姓信任，争取变法成功，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把它迁移到北门的人并允诺给他十金。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民众认为奇怪，没有一个敢去搬的。商鞅接着涨价了：“能搬的人给他五十金。”后来有一个人搬移了那根木头，商鞅就给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自己不欺骗民众。变法最终获得成功，也为秦国日后的强盛奠定下了坚实基础。提到商鞅变法的内容，大家了解最多的应该是“废井田开阡陌”了，其实他变法当中另一项更重要的内容是奖励耕战。在古代治国理政方针当中有两种路线，一种叫“王道”，意思是通过富国富民的仁政来解决内政外交，这主要是儒家的观点，另一种叫“霸道”也就是通过富国强兵来解决周遭问题的，这主要是法家的观点。商鞅正是后者。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呢？那就是奖励耕战。试想在农耕为主体的社会里只有“耕”与“战”才是强国之路。三年时间，秦孝公和商鞅在集中力量造势，为变法制造舆论；还有人说，这三年时间主要用来调研考察秦国现行制度，以确立可行性方案。这些说法都有合理之处。改革之前先造势，制造舆论，然后再调查研究，确定方案，最后进行变革。这种思路符合一般的逻辑。但是，也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他们还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构建支持变法的群体，为变法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为了实现之一目的，商鞅首先打破原来的等级制，进行了重新划分。他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说通俗点就是鼓励大家上战场杀敌，如果在街上打群架，则要严厉惩罚，用这种方法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而且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后来的首级一词也就是这么来的，即斩一敌首，可晋官一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当然，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项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也就是说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卫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商鞅的这种做法看似有点霸道，你骂我不行，夸我也不行，其实他的做法就是我的法令你没资格评论，只能老老实实执行，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以上的做法给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想推行变法或变革，必须加强中央的权威，把权力收到改革派的手中，唯如此才能排除各种干扰，清除阻力，使改革得以顺畅进行，否则鸡一嘴，鹅一嘴，什么事也干不成，最后只能在各种杂音之中陷于失败，因此，这就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3.改革之殇——奸臣怎么成了改革派
商鞅变法成功了，它的成功得益于符合历史潮流，得益于一把手的支持，尤其是商鞅等改革派的坚决果断。下面我们再谈谈历史上一场并不成功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被列宁称作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它失败了，而且后来还变味了，导致朝政更加腐败，不久就结束了自己的命运。大家知道北宋在历史上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而且冗员充斥，朝纲腐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宋搞了两场变法，头一场叫庆历新政，即范仲淹变法，主要是裁汰冗员，抑制恩荫，加强官员考核，减轻赋税徭役等，由于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很快就失败了。第二场就是断断续续持续了两朝几十年的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为了解决国库空虚、军事薄弱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不加税，朝廷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像商人那样渔利，为朝廷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由于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被两度罢相，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其变法的主张。主要内容有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应该说，王安石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出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而且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也不亚于商鞅，竟然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他两度罢相，而不避艰险，推行新法，尽管如此坚决，但是其结果很可悲，他不仅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也就是说历史就是今天的镜子。改革光有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虽然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但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关键在用人出现严重失误！
那些对王安石变法持有疑义的人，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评价他们，比如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人几乎都是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近几十年一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含有极左思想的判断，并不符合历史。
我们知道用人和用人者的品格有着极大的关系，王安石本人性格狷狭少容，纵观王安在变法中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结果由改革变成党争，王安石对于那些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新人”，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都视为自己同志，加以信任重用。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是出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结果导致新法在实行过程中逐渐变味，成了可悲的“伪改革”，改革不仅没有利国利民，反而成了变着法儿的扰民，因为改革变法其实都是要“言利”的，也就是要和经济打交道，和钱有关，一旦用人不淑，就给那些小人以可乘之机，使之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他超常规提拔的“六七少年”：蔡确（1037—1093）、吕惠卿（1032-1111年）、章惇（1035—1105）、曾布（1036-1107；唐宋八大家曾巩之弟）、安惇（生卒年不详）等最后都成了奸臣都成了奸臣。至于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的六大奸臣，即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全是所谓的“改革派”，变法成了他们揽财害民的工具。就拿青苗法来说吧，青苗法本意是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过青黄不接时节。本意当然是好的，但落实下去就完全走样了。为应付考核，各级官员强制摊派贷款，利息虽低但是要收名目杂多的费用，官吏还百般刁难。到还债时很多地方趁机抬高利息，达到20~40%的高位，结果比民间高利贷还高。青苗钱成了变相加税，与民争利。所以有人说青苗法失之在人。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历史形成了一个绝大的讽刺，改革彻底变味儿，变成了祸害，众奸臣全都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以至于让这帮群小最后葬送了北宋王朝
假如王安石为了终极目标，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俗话讲谈古论今，谈古的目的是为了“论今”，我们之所以回顾这段失败了的变法，就是因为最近十几年来，我们不能不痛心的看到，有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行一己之私利，或者是谋小集团的利益，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贪腐利益集团，极大的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近，由于中央反贪力度的加强，不断揭发出来的事件简直让人触目惊心！一些所谓的“能人”这些年来呼风唤雨，头顶着改革家的光环，把只要能挣钱创收当成改革，彻底败坏了改革的声誉。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急功近利的、强调经验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官僚阶层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笼罩其上的道德追求和政治信念渐渐散去。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日常化，改革精神与上级意志越来越趋向一致，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对上级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干部标准。而忠于自己的追随对象，也成为官场最重要的生存原则。长此以往，党和国家的命运终将败在这批败类与小丑手中。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总结经验和教训，把那些祸国殃民的所谓“能人们”绳之以法，以还改革的清名。
4.革卦和鼑卦的启示
前面我们通过几段中外历史的回顾，试图总结前人在改革（或革命）中的成败得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是更高级的重复而已。下面我们还是从一些典籍来进行一些理论的思考吧。首先，我们从群经之首的《易经》来看待发展与变革吧。这部伟大的著作里通篇都涉及到发展与革新，处处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易经》讲的“易”首先就是变易，变革，在《易经》中一个让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改命.吉”。就是让人们要勇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认为改变命运是吉祥的。而《易经》的“经”，其意是作为思想行为标准的书。外国人把《周易》称为“变化之书”（Book of Change），正是抓住了《周易》的核心。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宇宙间的事物是生生不息的，因此宇宙间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正是这个生生不息规律的支配，世界总是处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创造、不断新生、不断生灭的过程之中的。旧事物的消亡，新事物产生，是宇宙变化的本质。宇宙的自然法则是这样，人类社会的法则也是这样的。人类社会，特别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的革新、创新，社会才能发展。一个社会组织也是这样，只有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创新发明，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存空间，才能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善于改革与创新是一名政治家和企业家极为重要的精神。熊彼特、德鲁克都指出：“创新， 即企业家精神”，“创新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精神全等于社会创新精神”，“在这个社会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正常的、稳定的和连续不断的需要”，来证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精髓。
我们要具有创新精神，就必须有聪颖头脑和能发现问题的锐敏观察力。《周易》告诉人们，要及时发现事物变化的征兆和极微的萌芽状态的东西。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孔子感叹地说：“知几其神乎？”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有洞察秋毫、善于发现问题的本事。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任何事物总是从萌芽状态而弱小，而成长、而壮大，最后衰弱而消亡的。当事物的转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发现它，就捕捉到它，或扶持它、培育它，使它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或促使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避免产生不利的后果。《周易》“几者，动之微”的思想正是告诉人们去发现“几微”，抓住“几微”。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任何可能发生的转化，都有某种先兆，问题在于你的智慧是否深邃，洞察力是否锐敏。坤卦中的思想就是强调人们要对事物转化的先兆及时加以察觉和分辨，就能预见事物演变的最终结果。“履霜，坚冰至”，当我们的脚踩着薄薄的霜时，就应该明白严冬即将到来，离结冰的日子不远了。能发现“几微”，又能预示它发展的终结果，就是掌握了变化之道，也就能驾驭全局的变化。所以，孔子赞扬说：“知变化之道者”，是多神妙的事情啊！《周易》这种“几微”的观点，应该是各级管理者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改革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不遵循规律，就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瞎折腾，最终以失败告终。老子有一句名言，现在被人们时时提起：“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貌似平实的话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智慧。其言外之意就是治理国家如同烹鱼（小鲜，在这里是鱼的意思），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之炸熟一面再炸另一面，还有一种是过于着急，来回翻它，毫无疑问，第二种方法只能把鱼翻成了“鱼酱”，把这句话翻译成胡锦涛同志的一句话就是“不折腾”。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有些人往往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在不断地折腾，而国家和老百姓是禁不起这么折腾的。在《易经》有专门论述改革的两卦，即革卦与鼎卦，我们现在常说的革故鼎新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此。这两卦它们彼此相综，所谓“相综”，就是革卦颠倒过来就是鼎卦，鼎卦颠倒过来就是革卦，说明了它们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革”是变革、改革、革新、革命的意思。“鼎”是烹饪之器，经过烹饪过的熟食物，是一种有别于生食的新的东西，所以“鼎者，取新也。”《周易》认为变革和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没有革旧就没有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说得上是变革。物极必反，物壮则老，月盈则亏，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宇宙中的自然事物，其变革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的过程。社会事物的变革则受人的活动的影响和支配。能顺应时代发展，抓住时机采取相应的、正确的措施实行变革，进行创新，那他就是成功者，所以革卦卦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高亨解释说：“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必需应时之需要。天地应时而革，所以四时成。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革之应时，乃能成其大也。”这里说明变革的重要意义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该变革时，要及时变革；不该变革时，不能盲目进行变革。变革是“动”，是破坏；维持现状，保持旧状态是“静”。把握好变革的时机，抓住变革的机会，前途就十分光明，所以《艮卦·彖辞》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鼎新”、创新是立。先破后立，在变革的基础上创新，只有新的东西立起来了，才能实现创新。“鼎”，取新，鼎立而新。新的东西没有真正立起来，就说不上变革和创新。不断的变革，不断的创新，是《周易》最核心的、最富有哲学智慧的、辩证的思想。
变革必须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下面就从“革”卦的卦辞分析入手，力求揭示变革的规律，提高领导变革的艺术，
革的卦象是离下兑上，离代表火，而兑代表泽。
水在火上，俗话讲“水火不相容”，按易经的思想，水火是相息相灭的物体，因此称“革”。那么“革”好不好呢，卦辞是这么说的：“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这是“革”卦基本的卦辞。革，即变革旧的事物。变革旧的事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百姓对旧的事物早已习惯了，适应了，你一下子要变革百姓早已习惯，早已适应的东西，他们是绝对不会马上理解接受的。变革后要取得大家的理解和信服，需要一定的时间。 已日在古代代表十天，实际上是象征比较长的时间，联起来说就是要改革旧的事物，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逐渐改变人们旧的传统旧观念，必须以诚信取得大家的理解。我们常常讲改革比革命的难度还要大，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全体人民的方方面面，必须有非常强的政策性，否则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认为当今领导者的领导艺术，集中体现在领导改革的艺术上。但是只要我们从大众的利益出发，坚持正道，即使有诸多困难，那也能同心协力克服改革中的艰难险阻，自然就“元亨”，而且不会有后悔了。
变革的六阶段
下面则是革卦六爻的爻辞，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一个变革过程中的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这段爻辞，首先是表面意思都不好理解，接着我们还要理解它的象征意义。巩是包裹牢固的意思，那么用什么最好呢，牛皮自然最结实了，我们看“巩”的繁体字是鞏，看来巩固就是和皮革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要用黄牛皮，为什么呢，因为黄牛代表温顺，中庸。现在我们再来解释这段爻辞的含义。因为改革是大事，要慎重。要革得其时，要在位。而初九虽然有改革之志，但是处在最低层，不具备改革的权威，也就是时机根本不成熟，那就要以中庸之道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巩固自己，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我们再加以发挥：改革之初，一定要打好改革的巩固基础，或者说要改革先要巩固自己。这充分说明古人一方面提倡改革，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可急躁冒进，防止欲速则不达。
第二阶段，“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是个阴爻，象征柔顺并且中正，这里还是强调“已日”，也就是要考虑改革有一个时间过程，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改革，才会取得胜利。什么是时机成熟？列宁对于革命时机成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当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时属于革命时机成熟了。改革也是如此，当一种管理方式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无法接受时，改革的时机应该是水到渠成了。所以，如果只根据少数人的意志，一相情愿地推进改革，或者事倍功半，或者半途而废，吃力不讨好，结果必然是凶或有咎。
第三阶段，“九三，征凶，贞历。革言三就，有孚“。九三处于阳刚的位置上，其自身也阳刚，由于过于急躁，结果往往是凶。可是此时改革的事业又是箭在弦上，必须朝前走，虽然变革时机已经到来，然而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变革开始实施时往往面临如何开始地问题，既不可盲动躁动引起员工恐慌和抵触，又不可迟迟不动错失良机，动摇员工对变革的信心。“万事开头难”，爻辞“征凶，贞历”就反映了变革初期的这种两难局面，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革言三就”，亦即革还是要革，但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得到大家的理解和信任之后方可行动。所谓“革言三就”就是对改革的言论、方案起码要论证三遍，或者是经过多次反复的研究和审慎周密的考虑，证明确实合理可行，没有问题才可推行，并且经过多次的宣讲、讨论和培训后得到员工的信任和支持，即“有孚”，这时就可以进行变革了，这一阶段强调的是与百姓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得到大家的信任是变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第四阶段，“悔亡，有孚改命，吉”。 刚才讲的是下面三爻，指的是在改革的发动阶段，要慎之又慎。而到了九四阶段，已经处在“革”之中期了，而且领导改革的这个人物虽然阳刚，但处在阴位上，象征具有改革的才能，所以没什么后悔的了，改命就是革命的意思，因为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变革成功了，后悔消失了，群众理解了，满意了，结果必然是吉。在前三个阶段，即当革未革，欲革难革之时，必当小心审慎从事，力求变革稳步发动，一举成功。而第四阶段则是前面阶段的一个必然发展。我们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农村体制改革和其他一系列改革，由于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尽管有人说三道四，尽管也有不少曲折，但总体是成功的。
第五阶段，“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是指的领导改革的最高统帅，他不仅处于尊位，而且由于他大公无私，思想超前，得到群众的拥护，由他来领导改革，既顺应时代潮流，又顺应民心，所以根本就不用占卜了。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所以才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者，是变革的主体，以大人之道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虎变”，亦即变革的一切就像老虎身上的花纹一样显而易见，没有阴谋可疑之事，人们看的清清楚楚，完全值得信任，这里强调的是变革过程中的领导态度的坚定、过程的公开和交流的坦诚。
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上六指的是革命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前面的大人指的是改革的开创者，他彪炳显著，君子指的是后继者，如豹变之文理细密，要维护改革的成果了。至于一般群众，为什么讲他们是“革面”呢？我们经常讲“洗心革面”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从内心世界到外部形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光“革面”可能不见得“洗心”，也就是允许群众在内心里有些不理解，只要行动上拥护就成了。对于变革成果需要具体严格的制度去支持和巩固，就象豹子一样细密严谨。因为还有人对变革只是“革面”而没有革心，内心未必有认识，更谈不上心悦诚服，所以需要严格的制度以及对制度严格的执行，才能真正巩固落实变革的成果。
在这个阶段，主要的问题已经不是革而是守了，因为改革到一定程度，不能总是改下去，要告一段落以休养生息，要稳定，继续朝前走就是“征凶”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居贞”守成，最宜安静守正。“征凶”是指变革成功之后，不可继续变革，否则员工疲于应付，得不到时间对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行理解和强化，如果改革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老百姓不得安宁，最后恐怕连最初的改革成果也难以保住。
而且总之整个“革”卦非常辨证地分析了革命（或改革）的时机以及要把握的政策等等，对于我们今天领导改革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西方管理理论对变革的理解
西方第一个提出组织变革并对组织变革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德裔美国著名组织管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他提出了著名的“解冻-变革-再冻结”的组织变革三步曲。
第一步，即“解冻”过程，组织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新的现实，与过去决裂，承认旧的做事方式不可被接受。组织在同那些不再发挥作用并要设法打破的结构和管理行为分开之前，要接受一个新的未来愿景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步，即“变革”过程，组织创造并拥有一种未来愿景，并综合考虑达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步骤。安排变革的一个首要步骤是将整个组织团结在一个凝聚人心的愿景之下。这个愿景不仅包括其使命、哲学和战略目标的某种陈述，而且旨在非常清晰地勾画出组织理想的未来样子。它被比喻为“发挥想象力，鼓励人们对可能地情况进行再思考”。
第三步，即“再冻结”过程，当新的态度，实践与政策用于改变公司时，它们必须被“重新冻结”或固化。再冻结即把组织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目的是保证新的工作方式不会轻易改变，这是对支撑这一变革的新行为的强化。
卢因的组织变革模型奠定了组织变革理论研究的基础，他的这一典型的三部分过程模型后来被许多组织变革学家继承和发展。一般认为，组织变革有一个典型的过程模型，这个模型由3个部分构成：选取有缺陷的组织，让它通过艰难的过渡阶段，最终沉积于富足的理想状态。
我们将西方的组织变革过程模型与《易经》“革”卦的六段爻辞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对变革规律和过程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将过程模型的“解冻”阶段理解为“革”卦的第一阶段，(下面简称A阶段)，“变革”阶段理解为“革”卦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爻，(下面简称B阶段)，“再冻结”阶段理解为“革”卦的第六爻，(下面简称C阶段)，我们就可以归纳出管理变革的关键环节。
A阶段，变革的筹备期，是为变革积累势能的阶段，此时的关键环节和任务是：变革发动者对时机和变革各种力量的评估，等待时机，关键领导人统一思想，变革计划的精心制定，号召员工与“过去”告别，创造变革的“紧迫感”。
B阶段，变革的进行期，是变革能量的释放阶段，此时的关键环节和任务是：共同愿景的创造，变革的大力宣传与员工培训，与员工持续和坦诚的沟通，维持强有力的领导，发挥支持者的作用，建立起与变革相适应的制度与结构。
C阶段，变革的巩固期，是变革能量的静止阶段，此时的关键环节和任务是：巩固变革的成果，不再提出新的目标和进行新的变革，使变革制度化，固化强化新的行为。
从古人对变革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从来是赞成变革的，但必须把握好变革的时机，要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是说改革必须要有一种“势”来推动，使变革在一种有条不紊的背景下进行，同时变革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渐进式的变革。
如何创新——再谈鼑卦
下面我们再谈谈“鼎”卦。有个成语叫“革故鼎新”应该就是来源于此。《杂卦传》中孔子说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就是革和鼎的关系。鼎的卦象是巽下而离上。
巽代表木，离代表火，木上有火。而且整个卦象也非常象一个“鼎”的样子，下边是两个鼎脚，上边有两个鼎耳。在象辞中关于“革”卦的解释是“改命”，而对“鼎卦的解释就是”凝命“了。所谓”凝命“就是巩固改革的成果了。“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初六在卦的最下面，有点象鼎趾，这时，烹饪食物的鼎足颠翻，却顺利地倒出了鼎中陈积的污秽之物；看似反常，实则不然；这实际就是除旧，实际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就好像娶妾可以生子一样，不会发生灾祸。“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鼎而有实，象征一个人实力很强，但是下边是个初六，代表小人，可能会嫉妒他，那怎么办呢？“不我能即”，就是不能即我，也就是君子谨慎行事，不让小人抓住把柄，那么纵然小人想害君子，也无懈可击，因此“吉”。“九三，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这段爻辞跳跃性太强了，着实让人费解。我们先看头一句，九三象征阳刚之人又在阳位上，很有能力，但由于他的位子比较低，离最高领导“九五”还隔得比较远，这里的“鼎耳”指的就是九五，也就是鼎的耳朵，人们要想抬起鼎，一定要有杠子穿进去方能移动它，可是鼎耳发生了变化，根本动不了，所以叫“其行塞”，你九三即使有宏图大志，也非常无奈，因为中间环节阻塞，因此鼎里有好吃的雉膏，人们也无法吃到，这时，作为九三的君子应该刚正自守，六五作为有德的最高领导迟早会发现你这个人才，那时如阴阳相会，自然就会下雨了。“亏悔”指的是九三开始虽然有不遇之悔，但最终会有相遇之吉。总之这段话绕的弯子比较大，实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比较基层的管理者，你会有很多改革的想法，但是由于这个位置离高层比较远，中间环节比较多，而作为高层也可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时机也不成熟，或者还没有发现你的才干，那么作为有志向的九三不要怀才不遇，高层领导会在适当的时机找你探讨的，那时就是你施展才华的时刻了。其深刻含义是如何等待与把握与机遇的问题。“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这段爻辞既形象又深刻！我们看，九四，作为重臣，紧靠着最高领导层，上面是六五的殷切期望，下面它又和初六这些基本群众相应，这承担着多么沉重的历史重任，遗憾的是最基础的初六已经鼎足歪了，这时岂有不“折足”之理？餗就是稀饭，全倒了出来，弄的鼎身一塌糊涂，说明九四难当改革重任，下边又用人不当，结果自然就是凶了。“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六五的位置很有点象鼎的耳朵，要想抬动鼎，必须要用杠子穿过鼎耳，六五虽然能力不是非常强，但他是“黄耳”，黄代表中庸，虔诚待人，就等着结实的杠子来穿过他抬大鼎了，所以改革的愿望即将变成现实。好了，“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杠子终于出现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杠子，是“ 玉铉”，即玉石的杠子，玉石代表刚柔相宜，他虽然处在六五之上，但是能为六五效劳，孔子的象辞是这样形容玉铉的：“玉铉在上，刚柔节也。”他虽然处于高位，但又象玉石一般温润，自然能和君主处理好关系，所以才“大吉，无不利”。鼎卦在易经里完全是以形说理、比象取类的一卦。初六是鼎足，九二、九三、九四是鼎腹，六五是鼎耳，上九是鼎杠，说明了什么呢?从其每一爻的爻辞来说，都特别强调改革要用人得当，一定要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如果用人不当，不是鼎歪了，就是足折了。孔子在《系辞传》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凶，言不胜其任也。”充分说明了用人的重要性，因为鼎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代表的是国之重器，是权力的象征，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前途，非同小可，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除旧布新。那么作为有才之士，也要正确对待和选择时机，没得到任用，也不必灰心，只要坚守正道，总有施展抱负的一天。这样明智的领导者即使本身能力弱一些，但有刚毅中正之管理者辅佐，一定会成功的。而王安石变法的最后失败，也从另一面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值得我们今天警醒！
关于改革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易经》的始终。比如其63卦也就是倒数第二卦叫《既济》卦，表示事物已经完成，“既济”了嘛！但最后一卦却又成了《未济》卦，事物并没有结束，好了，一个新的过程又开始了。卦与卦之间就是这么透着生生不息、无限发展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