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
如前面所论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根基在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信仰，有人指出，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广大民众的信仰危机。一个穷人占多数的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们竟然没有了信仰和精神依托，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必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段论述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种规范，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我们千万不可小觑信仰的作用，面对信仰缺失、群体失范的现实，我们可以这么尖锐地指出：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那么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
历史也一再证明：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把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民族有信仰，即使亡国后还可以复国，比如犹太民族，他们在几千年中历经磨难，数次亡国，而后又坚强地站了起来，支撑他们的就是那种顽强的民族精神（当然，对那种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另当别论）。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没了信仰，即使富得流油，也如行尸走肉，而且会很快走向衰亡。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国民的共同信仰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魂”与“国品”。对一个人来说，人品最重要，而最大的人品在于一个人有没有信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宣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确实，近几十年不少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之路，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我们也不无失望地看到，这个“先富”论已经被某些人歪曲后，变成了肮脏的“第一桶金”，变成了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正是在这种歪风的盛吹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全民趋利化的趋势。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君不见从保家卫国的军队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从教书育人的学校到治病救人的医院，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部门都在为一个字奔走着，那就是“钱”！从开始羞羞答答地批评“一切向钱看”，到现今的公开言利，而且还美其名曰：创收！为了创收，可以不顾一切，直至不讲道德。于是，一些原来被我们祖先所唾弃的口头语，诸如“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等陈腐观念又公然回潮并大行其道。所以一个问题尖锐的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有了钱后又怎样？现在不少人有钱了，突然感到生活空虚了。有人在问：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话，竟然也出现在一些群租房楼道的墙上，字体歪歪曲曲，估计是一些民工写的。看来大家都开始迷茫了，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没钱的仍然在为他们的有钱梦而奔波着。至于有那么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则开始变着法儿的“烧钱”。从富豪俱乐部到什么“EMBA”,从沙滩、美女、游艇到赌场、高尔夫球场、红灯区，他们在这些地方声色犬马、斗鸡走狗，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至于所谓的演艺圈，早已褪去了原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光环，重新变成了旧社会混迹于十里洋场上的 “艺人”，他们之中更是丑闻不断，不少人用吸毒刺激灵感、用换妻、嫖妓、找小三等各种绯闻提高知名度，这些所谓公众人物不顾廉耻的纵欲给当今的年轻人以极大的负面影响。于是，这种生活方式，成了年轻人的艳羡和追求。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据说古罗马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末期全民陷入一种无耻的纵欲和狂欢当中。奴隶主们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皇帝为了炫耀帝国的豪华，经常假借各种节日和纪念日举行盛大的活动。公元１０６年，图拉莫皇帝为纪念他在达西亚的胜利，连续举行１２３天的节日娱乐。公元４世纪，一个大官僚为儿子举行游艺庆典，７天就花了２０００磅金子。宫廷内的奢侈腐化更是有恃无恐，仅御用美容师就多达数百人。事实证明一个（动）物欲（望）横流的社会是这样自己毁了自己。于是当今我们在喊惯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高呼一声：“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
2.从一个党员干部的“真言”谈起
讲到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问道：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究竟是“让谁”？另一个问题就是“信仰”什么？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从一个干部的“真言”讲起，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大型国企讲课，课间有一位人力资源部长曾经义愤填膺的和笔者谈到某些职工有“迷信”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必须引起注意和制止，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然后顺便问了他一句：“请问阁下您信奉什么？”我以为他会回答信奉马列主义，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什么也不信”，这个回答不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而且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真想不到这种回答竟然出自一个共产党员干部之口！搞封建迷信固然不可取，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假如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什么都不信了的话，那么他早已经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了。而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甚至比那些还信点什么的人更加可怕，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敢干了。这句“真言”，让我们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共产党员干部中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何等重要！所以，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首先是让我们的党员干部先“信仰”起来。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一批曾经在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要坚信马列主义的人现在竟然什么都不信了，这正是某些干部走向贪腐的根本原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最近中纪委提出要严查裸官问题，实际上也是暴露了这一点。这些裸官们，一方面在台上信誓旦旦的大谈理想与信仰，一方面却在悄悄的把自己妻子儿女转移到了国外，同时也在把自己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国外。说穿了，他们其实已经对共产主义失望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从内心深处绝望了，他们在给自己留着后路。由此看来，在那些整天反对“西化”的人中间，实际上藏着一批骨子里早已经成了“西化”了的信徒。信仰成了他们内心中不屑一顾的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仰？第一，信仰是一种真诚的追求，是仰望；第二，信仰不是崇拜，因为崇拜是盲从，信仰是一种自觉，是一种独立的思考，；第三，信仰更不是迷信。应该说，信仰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某些长期的和必须加以捍卫的根本信念。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应该毫无疑义的是信奉马列主义，要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可惜这些曾经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散热血追求的信仰，在现在某些干部当中早已一钱不值，只是成了他们欺骗群众的华丽外衣。 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假如靠这种人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政府、企业，他们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所以当我们在对干部加强理想信念的同时，必须把这些假马列主义者们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纯洁我们的党。如今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这个数量的背后，我们党员队伍的质量究竟怎样？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我们的党建工作处于薄弱状态，一方面是入口把关不严，很多抱着靠入党来“捞一把”的人混入了党内，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党龄不短的人也渐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淡化了共产主义信念，意志薄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必须承认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的今天，不像在革命斗争年代那样，时刻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入党对于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了捞取好处的捷径。这些人的入党动机本身就不纯，难怪他们会讲出“什么都不信”的实话来。
3.他们究竟信什么
说“什么都不信”，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并非实话，他们还是有“信仰”的，他们信钱，他们信权，信“五子登科”，信为自己和整个家族捞取好处。当然做这些事毕竟心虚，于是为了填补空虚的头脑，安慰罪孽的灵魂，这些人开始走向了求神拜佛的道路。有的人为了升官保官，公然烧香拜佛，有的人为求封妻荫子，看风水，迁祖坟、求神问签。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贪官为了安慰自己的脏心，把贪来的钱先放在佛像底下“保险”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消费。好像这样一做，钱就被洗白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挥霍了。这种人的行为不仅不能和教徒们相比，而是无耻和龌龊，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信佛，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了。其实，他们真正信奉的是一些能够麻醉其心灵的高级骗子。世界上只要有需求就有生产，有“信”的，就有“装”的。最近一些年来，早已经被扫荡干净的封建迷信的东西又在沉渣泛起，于是一个个“大师”横空出世，一个个大仙当众显灵，被人们顶礼膜拜。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一首古诗来：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哀叹生不逢时的贾谊的。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他少有才名而且甚有见地和抱负，汉文帝登基后，贾谊被人举荐。担任博士之职，由于贾谊敢于针砭时弊，对时政每每有精辟见解，所以遭到元老们的妒忌，汉文帝于是就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在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满怀希望的贾谊到了京城之后，以为可以施展抱负，遗憾的是文帝并根本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而是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和他探讨鬼神的事情。这让贾谊非常失望，尽管贾谊多次上疏，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也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命运多舛的贾谊是在失望和忧郁中死去的，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李商隐的诗歌一方面哀叹了贾谊的命运，另一方面则讽刺了最高统治者们崇尚鬼神而疏于黎民百姓的腐朽，当我们感叹贾谊的命运与时代时，不无遗憾地看到，这种现象竟然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再现重演。近些年来从李洪志的法轮功到张悟本的一把绿豆治百病，从骗子道长李一到三流变戏法的王林。这些所谓的“大师”们骗术并不高明，他们搞的那一套说重一些，其实连封建迷信都不配，而是民间跳大神的巫术，是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九流”!我感到，这些“大师”们固然可恨与可恶，但是更让人可悲的是那些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竟然有那么多人拜倒在他们脚下，这其中不乏明星大腕，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更不乏什么企业家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调查发现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信奉这一套，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某些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缺失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中庸》中有一警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民国时期一位名人也曾说过：“每逢乱世妖孽生”！我们绝不是说今天是什么“乱世”， 但是必须承认现在人们价值观已经混乱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再加上某些干部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才使得这些骗子风光于庙堂，招摇于民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上面这些骗子现象其实并不新鲜，无论哪朝哪代，每逢异变，必有妖僧妖道兴风作浪，他们过去被统称之为“妖孽”，而这些妖孽的价值就是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当这些妖孽猖獗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发展会众，进而形成一种等级森严、非常严密的组织，于是，这就由一般的巫术发展成为邪教。一般在王朝更替时，也往往是邪教遍地横行之时。他们往往成为“起义”的先兆。因此所谓邪教，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它们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剽窃某些正统宗教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所谓教派，这些”妖孽”往往自封为教主；第二就是干预政治（而真正的宗教是远离政治的），甚至在朝廷内部发展会众，作为内应，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第三他们常常打着治病救人的旗号来收揽民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是祸国殃民，所以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最近接连冒出来的一些“大师”，绝不是几个骗子的事情，如果任其泛滥，将会搅乱人们的思想，败坏官风，严重者肯定会危及我们的政权。
4.我们真的中计了
如果说加强信仰教育的一个主要对象群体是干部队伍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关系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他们之中的部分“精英”已经走上官场，而这部分人的信仰现状实在令人堪忧。如今的年轻人（主要是指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是在所谓开放的年代里长大的，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传统的教育。在物质上，从他们出生以后，所享用的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等垃圾式的快餐，精神上接触的是西方的动画、摇滚和各种殖民式的思潮。当他们幼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改革的果实，但当他们长大之后，却突然感到了生活的艰辛，这时他们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满足他们成年后的各种需求（如住房和满意的工作等等），如此大的落差在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处在彷徨当中的他们又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以真正的解答和指引，于是“拼爹”和怨天尤人的情绪在他们当中蔓延。而此时通过各种媒体传播进来的娱乐式快餐文化却以所谓“现代化”的面目一步步诱导着他们，尤其是一些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像“非典”和“埃博拉”病毒一样在这个群体中快速蔓延着，侵蚀着他们的肉体和心灵。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的就是一个姑娘在某个节目当中那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语言：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会坐在自行车上笑。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心理是何等的“唯物主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追求优裕的生活，却又没有创业的思想准备，于是有些人希图通过不择手段的扬名来获取财富，于是所谓的’凤姐”出来了，”芙蓉姐姐”出来了，“伪娘”和什么“中性美”成了时尚，更有不知耻者如“干露露”“郭美美”被人们包装以后，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中搅动的众多年轻人的神经。她们已经完全没有了羞耻感，通过认什么“干爹”上位，通过被人包养并不断发出各种“雷人”的语言来挑战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等而下之者则在怨天尤人中继续剥削着他们已经年衰力竭的父母们，于是“啃老”成为他们一个无奈而可悲的选择。最近在电视的一个栏目中有这样一对年轻的夫妇堪称典型，：一个将近三十的小伙子，“大学”（即那种收费即发证的野鸡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一个让他“满意”的工作，于是在家里面无所事事整天上网，年迈的父亲又倾其所有帮助他成了家，他的太太也和他一样，每天睡到“自然醒”，他们把所有的家务抛给了老父亲（甚至女孩的内裤清洗），老父亲为了养活他们，拿出了全部微薄的退休金还不够，只能每天佝偻这身体去干让年轻人都无法承受的搬运工作，当主持人问小伙子为什么不去自食其力的时候，他（和她）居然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们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只好在家里等，进而他们说出一句令人愤怒的话：他（指父亲）既然生了我，那就有义务养活我们！注意他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而老父亲已经年过花甲！如今这种人在社会上绝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敢花老人的钱而不脸红，他们敢花上一代人不敢花的钱而不心疼，他们对上一代人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嗤之以鼻，却整天梦想和向往着高消费和新潮的生活。他们追求奢华，欣赏各种畸形的“美”，于是以丑为美成了他们的时尚。在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中学生模样的“情侣”在旁若无人的“激吻”，一个个“伪娘”在搔首弄姿做出各种令人肉麻的动作。而这时却又一些所谓专家在用所谓的“人权”“进步”等怪论为这种怪相进行着辩解，鼓舞着他们走得更远。每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种现象后在气愤之余不禁疾呼，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开放和文明？
这些令人担忧和痛心的现象，让我们不禁想起了50年代初美国的一批政客如杜勒斯、凯南之流的预言，他们明白用武力难以撼动社会主义国家时，便打起了“和平演变”的算盘。也就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有一份广为流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动手册”，据说其中关于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直到最近才被揭密。需要注意的是，《十条诫令》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修改，不断进化得出的。我们不妨摘取其中一些内容：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 迷信
•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个颇为友好的朋友，也在他的《不战而胜》这本书中明确地写到：“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读了上面这些话，我们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其实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敏锐的预见，他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回顾这些政治家的论述，再看看今天的现状，我们不能不惊呼：我们真的中计了！
5. 古代的义利观
这种信仰与功利的轻重之辨，应该说古以有之。它演化到社会治理方面就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其核心便是也就是表现为二者孰先孰后的关系。前面我们谈到西方把信仰演化为宗教，而东方则把信仰演化为伦理道德。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总是非常强调道德为先。孟子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是说君子做人总是“义”字当先的，这种思想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孟子》开篇就明确的阐明了这一点：“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里说的所谓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当时魏国新败，魏惠王想振兴国家，征求治国良方，孟子闻讯而去，于是有了上面那番有名的对话。注意，我们前面讲到在春秋战国那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因此孔孟之道在当时是很不行时的，所以梁惠王对孟子的为人和理论并不是十分感兴趣，因此说话也很不客气，一开头就管孟子叫做“叟”，这是很不礼貌的一种称呼，就是老头子的意思，然后直奔主题，你不远千里上我这里来，对我们国家提高GDP有什么高见和帮助吗？孟子则毫不客气的批驳梁惠王的想法，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大王你为什么整天说GDP呢，一个国家能够把仁义放在前面，加强道德建设就可以了。注意，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是显得非常迂腐的，可是孟子进一步分析道：一个国家的国君整天考虑“利”，那么管理者们就会上行下效，整天考虑自己家庭的利益，于是这必然会形成一种风气，全国的庶民百姓则整天考虑对自身有什么利益。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上下一块争利，那么你的国家就危险了！应该说孟子的话根本不迂腐，而是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要振兴国家，必须要先抓道德建设，否则，就会形成官民到处争夺利益而毁坏道德的乱象。遗憾的是这番讲话并没有被梁惠王所接受，这也怪不得梁惠王，因为“言利”是那个时代的风气，谁愿意听那些关于道德的说教？但是孟子并不甘心，依然强调着自己的治国方略，他一针见血地说道：“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那么像梁惠王这种指导思想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不妨再讲讲西汉初期的历史。大家知道西汉初期，国家经济凋敝，亟需振兴，所以汉初的统治者们奉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这种国策体现在经济管理政策上就是“善因论”，这个善因论的倡导者正是大史学家司马迁。什么叫“善因论”呢？说穿了，就是国家不去过多的干预经济，一切交给市场，由着老百姓的“所好”去发展。司马迁父子生活在无为经济向有 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不同经济政策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史学家的冷静思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善因论”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善因论进行了具体解释：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所谓“ 善者因之” ，即指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民间生产、贸易活动的自然发展。这是对西汉前期 无为而治 、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政策的充分肯定。所谓“利导之” ，就是指封建国家通过物质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 教诲之” ，意为采取教化手段，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并劝阻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 整齐之” ，即指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整治、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这些经济政策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广泛推行。所谓 “最下者与之争” ，就是说最坏的经济政策为国家直接从事经济活动， 与民争利，这是对汉武帝时期进行盐铁官营、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
从上面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一方面反对政府过分干涉民间经济发展而导致与民争利，另外更加主张放任百姓自由发展，所以“善者因之”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黄老学者慎到说：“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那么，人之性情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人们的天性是好利、好富的：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人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正所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尽力追求财富和物质利益，那就应该“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这就是说，因人之欲而不扰乱，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资资源得到尽力开发和利用，人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得以自然适应，商品价格也得到自然调节，各种生产、贸易都能自然、顺利地进行，社会物质财富也就自然增长，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这种政策自然而然地实现最好的结果。这种“道之所符” 和“自然之验” ，就是司马迁 善因 论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从善因论的观点出发，提出“富无经业”,他认为贵族官吏靠爵邑俸禄和壮士赴难、暴徒抢劫、妓女卖淫和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都是致富的手段。但他把事农而富称作 本富 ，做工从商而富称作 末富 ，采取不正当手段致富为 奸富.并指出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结，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见司马迁不赞成采取非法手段致富，而主张从事农、畜、工、虞、商、贾等正常的生产、贸易活动。虽然司马迁按照秦汉流行的 本 、 末 业之分，但丝毫没有轻视工商业的意思。所谓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 ，只是以”危身” 为标准，即农业生产为简单劳动，是致富最稳妥的手段，而工商业为复杂劳动，用以致富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而且，司马迁特别重视商业，把商业看作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古代认真研究商品经济的伟大思想家。司马迁还十分尊重商人，专门为先秦及汉初的一批富商立传，记述他们的事迹和致富经验，创立了以个人为本位的 治生学 ，成为我国古代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
总之，司马迁的善因论及其经济观点，是对西汉前期“无为”经济的全面肯定和经验总结，注意这一大段论述当中，我们不妨抓住其核心，那就是人们都是“言利“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就顺势而为吧，按照人们趋利的心态，怎么样迅速致富就怎么来，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不如打工挣的多，而打工又不如做买卖来钱快，至于妇女呢，整天在家里绣花不如到外面做三陪来钱多。那么就怎么挣钱怎么来吧，总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说，尽管司马迁称之为“末业”，但这种“末业”在当时是非常诱人的，谁不愿意迅速致富呢？同时这种政策也是非常见效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国家果然迅速富起来了，但是久而久之，其弊端也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导致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最后导致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任何一种政策都有其两面性，或者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积极的一面，同时肯定也会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消极因素不加以及时制止，它极有可能走向反面。关于这一点老子早有论述，叫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也就是说如果不对人的为己的本性加以约束，那么就会形成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马太效应，当统治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时，那只有由老天来解决了，这个老天，或者天灾，或者是通过农民起义这种方式来均贫富了。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这些历史，更多的是用于分析我们今天的现象。近几十年来，“穷怕了”的我们，为了脱贫致富，大胆的鼓励百姓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发家致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鼓励“发家致富”的时候忽视了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约束，于是人们为了发财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各行业造假者层出不穷，江湖上诈骗手段花样翻新让人们防不胜防，社会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乃至“全民腐败”的现象，这一现象真真值得我们各级领导者注意，当一个国家全民趋利时，那就会走向反面，葬送改革的成果。出现孟子说的那种“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结果。这种“上下交征利”还表现为社会角色的严重错位现象：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了企业家，整天考虑的是经济指标的完成，甚至直接就兼任的企业的管理职位，那他们自然忽视了政府职能的调控作用，由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在与民争利，表现为“乱作为”；而企业家居然成了教授，一大批企业家都挂着什么客座教授的头衔宣传着挣钱之道，而教授则变成了企业家，在外面开着公司，被学生们称作老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身体内各器官的职能如果严重错位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当我们提倡致富时，千万不能忽视道德的培养，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